邱岳峰（1922年5月10日－1980年3月30日）

   配音演员。原籍福建省福州市，生于呼伦贝尔。早年离家外出求学，就读于福建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

1942年参加大亚话剧团。

1944年参加天旅剧团，同年8月接受别人投资，组织天津国艺旅行剧团，自任团长。

1945年赴太原参加兴亚剧团，编导话剧《蒙面盔》，导演话剧《夜半歌声》，演出话剧《雷雨》。

1947年到天津参加燕旅剧团，任导演、演员。1949年到上海，参加上海剧艺社。

1950年后进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1957年组建为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开始电影配音演员生涯。

1953年，出席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他善于以具有丰富表情的不同声音再现银幕形象，30年间，参加了几百部外国影片的译制工作，其中在近200部影片中为重要角色配音，配音的影片主要有《伟大的公民》、《安娜·卡列尼娜》、《警察与小偷》、《科伦上尉》、《白夜》、《第四十一》、《红菱艳》、《称心如意》、《悲惨世界》、《大独裁者》、《简·爱》、《凡尔杜先生》等。还曾为几十部国产美术片和故事片配音。

   苏秀著《我的配音生涯》摘自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

   对他的思念犹如被尘封的酒，不打开不知道，一旦有人打开，还能闻到二十年前思念的醇香。
音舞俱佳
    邱岳峰无疑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爱戴的。他生于1922年，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白俄。他自幼被送回福建老家，没有在母亲身边生活过，所以他不会俄文，但是他中文水平却很不错，知识面也很广。解放前，他在北京、天津一带演过话剧，被称为“表情圣手”，所以他也是我们演员组中最有表演基础的。
　　他配的人物鲜活、有灵气，所以能引人入胜。他在《警察与小偷》中配的小偷，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骗人，不得不讨好别人，但又不甘示弱……老邱把原片演员那种语速很快、说话脱口而出的感觉配得那么入味。我跟朋友们说：“邱岳峰的小偷都配出意大利味儿来了。”
　　除了小偷，《白夜》中的幻想者、《漫长的路》中的十等文官、《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这些林林总总的可怜的小人物，他无不配得出神入化。于是，大家就认为：邱岳峰是最擅长配小人物的。
　　且慢，他在早期苏联片《列宁在1918》中配的托派卡尔达绍夫、在《悲惨世界》中配的小店主德纳第耶、在《巴黎圣母院》中配的神父、在《金环蚀》中配的奸商……也无不入木三分。于是，他又被认为是最擅长配坏人的。
　　可是，谁又能忘了他配的罗切斯特呢？！他配的那个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多么有教养，多么有贵族气，对简又多么深情！这个怪癖的英国绅士对简·爱表面粗暴，内心又把她视为知己。老邱把人物这些相互矛盾的表现都配得丝丝入扣。《简·爱》无疑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
　　邱岳峰节奏感极强，和他一起跳舞，被他带着前进、后退、旋转，会使人感到自己和音乐完全融为了一体，所以他是最抢手的舞伴。我曾跟他说：“你也应该像舞会皇后那样，手腕上挂个小本子，记上哪个舞该跟谁跳，免得为了抢你，大家打起来。”和他一起配戏也是如此。他从来不是一字一句地抓口型，而是完全掌握了人物的节奏，所以他曾开玩笑说：“我可以背对银幕配戏。”

和邱岳峰演对手戏
　　我这一生多次和邱岳峰演对手戏，演恋人，演夫妻，而且这些戏多半是我的主要作品。像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片《漫长的路》，那是我和邱岳峰的初次合作，是在1957年。
　　《警察与小偷》，他配小偷，我配小偷妻子。但是小偷妻子的戏并不多，只能算女配角吧。
　　《第四十一》，我配女红军玛柳特卡，他配白军中尉。扮演这个角色的原片演员斯特里席诺夫是个英俊小生，曾主演过《牛虻》。邱岳峰的声音虽不漂亮，却配出了人物的潇洒和魅力，他的声音也不年轻，可人物却配得很年轻。
　　《修女院院长约安娜》是一部内片，于1961年译制，是波兰拍摄的。这是一部非常怪诞的影片，因约安娜有魔鬼附体，苏林神甫是来驱鬼的。由我配约安娜，邱岳峰配苏林神甫。约安娜是个圣洁的修女，虔诚的教徒，但是一旦魔鬼附体，便立即变得轻佻、放荡，判若两人，把整个修女院都带领得疯狂了。她向苏林倾诉了她的痛苦和愿望，苏林为了救赎约安娜的灵魂，竟用斧头砍死了两个人，以便把魔鬼引到自己身上。整部影片的氛围阴森、诡秘，给人以异样的感觉。
　　1975年，我们译制了好莱坞名片《化身博士》。男主角杰柯大夫由斯宾塞·屈塞扮演，邱岳峰配音。女招待艾维由英格丽·褒曼扮演，由我配音。在这部影片中，邱岳峰一会是善良的杰柯大夫，一会又变成了狰狞、恶毒的海德医生，两个人物代表了一个人善恶的两面。这两个人物，老邱用了不同的声音和语调。照道理一种声音录完了，再录另一种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但是导演陈叙一为了照顾我有哮喘病，每个班要给我留一点休息时间，只能把老邱的戏全都打乱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可他一点都不在意。也许在他看来，这种语调和声音的转换，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吧。
　　1975年，我们合作了另一部电影《红莓》，也是一部内片。邱岳峰配舒克申演的囚犯，我配农村妇女柳芭。
　　我们合作的6部影片，倒有4部没有上映过。好在《第四十一》和《化身博士》已经出了碟片。《红莓》可能也有希望出碟片吧。这已经够叫人欣慰了。

他一直是口型员
　　自从我厂有对口型工作以来，邱岳峰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在做这个工作。“文革”以前，一直是他、张同凝、姚念贻和我4个人轮流做。姚念贻1958年去世后，毕克和潘我源加入了进来。对口型工作要念翻译的初稿，而且念的节奏必须与原片演员完全一致，这样才能知道译本的台词字数是否有长短。所以担任对口型的人，第一要阅读能力强，要能熟练地读出翻译的初稿；第二要有节奏感，要严格地跟着原片演员的节奏走。
　　当年，孙道临做配音导演时，我给他做口型员，他说我是“残酷的一二三”。因为，如果翻译的字数多了，
　　不管念到哪里，我都会立即停下来。例如，翻译的台词是“只要你生活得幸福”，可口型只有7个字，我就会念成“只要你生活得幸”，不管话有多么不通，只要口型没有了，我都会“残酷地”停下来。如果翻译的字数少了，不能接着念下句，也要在这一句中加出来。例如，“只要你生活得幸福”少3个字，我便会念成“只要你生活得幸福一二三”，然后再根据这样的口型本去修改台词。我们几个做口型员的从来都不是单纯地数口型长短，而是积极参与修改台词。法文翻译李成葆说：“有时候老邱说我翻错了，我一查，果然错了。他说，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真神了。”我说：“他虽不懂法文，但是他懂戏。他说你错了，是因为戏顺不下去。他说可能是这个意思，他是从上下文推断出来的。”陈叙一创立了编辑制，除了翻译、译制导演的努力之外，口型员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70年代，乔榛、杨成纯接替我们做了口型员，再以后，又有了程晓桦、翁振新和施融的加入，我和毕克便不再做口型员了。但是，邱岳峰却一直做到他去世。
　　那是1980年初，有一天，演员休息室好像没什么人，老邱把我拉到阳台上，兴奋地告诉我：“我的同案犯平反了。”我也高兴地说：“那你赶快跟领导说一声，把材料调过来就行了。”
　　后来，陈叙一厂长召集了我们4个人——我、伍经纬、杨成纯和邱岳峰开了一个会。老陈说：“有两部戏，一定要搞好。一部是《雾之旗》，这是文代会放映过的，大家印象很深，人家会对比着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还原，所以一定要搞好。这部影片交给苏秀和伍经纬。另一部是电视片《白衣少女》，是我们给中央电视台搞的第一部片子，也一定要搞好，才能占领这块阵地。这部片子交给邱岳峰和杨成纯。”
　　我一直认为，邱岳峰是我们当中业务最好的，早该让他做导演了。可能就因为他的历史问题，才没让他做。现在忽然让他搞重点片，大概他的问题真要解决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最后并没有解决。

我们亲手为他做花圈
　　1980年3月，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一走进演员休息室，就感到气氛不对。没有往日的说笑声，甚至大家脸上也没有笑容。我忙问坐在我对面的伍经纬出什么事了。他说，你先坐下。我听话地坐了下来。他说：“邱岳峰死了。”我一听，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叫道：“怎么死的？什么时候？这怎么可能？他星期六不还好好的吗？”小伍说：“他星期六和妻子吵了一架，就吃安眠药自杀了。虽然很快就被家人发现，送进医院，厂领导也立即赶往医院，要求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抢救，可终因他服的药量过大，未能抢救过来，星期天下午不幸去世了。”
　　厂里因为他是自杀的（那个时代，凡是自杀的，全被看成自绝于革命），不愿出面为他举办追悼会。我们演员组富润生、李梓等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全厂大会上，厂领导表示，如果治丧委员会请他们，他们将以私人身份参加。老富立即站起来说：“我现在代表治丧委员会邀请全厂同志参加。”
　　我们决定大家亲手为他做花圈。小丁说：“老邱活着的时候说过，将来他死后，不要五颜六色的花圈。要一色白的，或者一色蓝的。”我们做了3个大大的花圈，一个白的、一个蓝的、一个淡黄的。有人跟我说，厂领导想要那个淡黄的。我说：“太好了。他们想要哪个，就给他们哪个。他们肯送花圈，对死者家属，将是个安慰。”但是，厂里还有一个规定，没有工作的可以去参加追悼会；有工作的，工作不能停下来。所以我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未能最后再看他一眼。但是我听大家说，观众闻讯赶来，把一间中厅挤得水泄不通。龙华殡仪馆的人说，从来没见过哪个追悼会有这么多自发来的群众。有一位观众，送了一只全部是白色康乃馨扎成的花篮。
　　几个经常来我们厂配音的孩子，金霖、梅梅、王东、李晶兵、刘小庆，每人手里拿了一朵小白花，把花瓣一片一片撒在他的遗体上。
　　我至今也无从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死。
　　我决不相信他会因为和妻子吵架就自杀，虽然他的妻子文化水平不高，可能缺少一些共同语言，但是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70年代彩色电视机还很稀奇，那时老邱常常在晚饭后领着妻子到厂里来看电视。西瓜难买时，老邱偶尔买到西瓜也会冒着中午的大太阳骑车给妻子送回去。
　　老邱死后，我专程去看望过他的妻子靳雪萍，她告诉我：“那时老邱作为牛鬼蛇神扫马路时，回到家里，我也还是把他当作一家之主，恭之敬之的。”
　　他死后我曾问过当时的支部副书记：“邱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他没有平反？”他说：“他的同案犯是因为小偷问题平反的，和老邱的问题无关。”尽管他回答我的理由很牵强，但是他不能把有些情况跟我讲，我也能理解。
　　当年听到他的死讯时，我没有哭过。25年来，无数次地提到他，想起他，我也从来没有哭过。可这次不知为什么，在补充、修改这篇文稿时，我却一直忍不住，一面写一面泪流满面。也许今天，我对他的痛苦和渴望更多一些理解了。也许，因为我自己老了，容易伤感了。我觉得我能体会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是那样渴望得到党领导对自己政治上的肯定，渴望领导还自己政治上的清白，甚至把这看得比生命更贵重。
　　不过我认为，他这一生在配戏上，并没有受过歧视。相反，他在陈叙一手下是受重用的。他遇到陈叙一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我当年有我今天对人生的感悟，如果我当年有机会和他谈心，我会劝他：“对有些事，其实不必看得那么重。”但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值得欣慰的是，作为一名配音演员，他留下了那么多作品，受到观众那么深的爱戴，上苍待他不薄。他该瞑目了。
　　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中央台播出了《白衣少女》。